年，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宣布，旗下的希瑞适宫颈癌疫苗即将在中国上市。一时间，新闻铺天盖地，无数女性欢呼不已。
而远在对岸的澳大利亚，年近六十的孙小依女士同样激动。
面对镜头，她眼含热泪地说：“如果周健还在，中国的女性一定能够更早，以更低廉的价格接种疫苗！”
她为什么会这样说？周健与宫颈癌疫苗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一切都要从上世纪70年代讲起。
刻苦学习圆梦医学院
周健年出生于杭州的一个普通家庭，母亲从事教育行业多年，气质温文尔雅，对待孩子也是耐心而慈爱。
在她的教导之下，周健从小就热爱学习，也养成了正直善良的品格，立志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中学毕业之后进工厂当工人是大家普遍的选择，周健同样如此。
年，高考恢复，多万人重新拿起书本投入到学习中去。而从未放弃过学业的周健也终于等到了改变一生的机会。
高考前的那段时日，他每天废寝忘食、昼夜苦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成功考上了温州医学院，那时的他下定决心以医术治病救人、报效国家。
真正进入大学之后，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他发现自己要学得还太多太多，只有更加刻苦才行。
我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在西医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要学好西医不仅需要了解翻译成中文的理论知识，还需要阅读大量的英语文献。
周健为了学好英语，他把单词制作成小卡片，随身携带，抓紧所有零碎的时间拿出来翻看记忆，每天早晨带着英语文章到操场上大声阅读。
这一切付出都为他将来走上更高的舞台奠定了基础。
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周健逐渐意识到，施医治病只能帮助极少部分人，这世上有那么多无药可医的疾病，只有研究出治疗的办法才能真正造福大众。
因此，周健及时调整了努力的方向，开始专注于生物医学的研究工作，坚定地向科研救人的方向前进。
温州医学院于周健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是他科研一生的起点，也是他遇到一生挚爱的地方。
孙小依与周健同一年考入医学院，两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一个活泼好动，喜欢参加各种文娱活动，另一个则潜心学习，一心扑在研究上。
但他们又很契合，周健喜欢孙小依有趣的性格，孙小依仰慕周健的专心致志，俩人在大学里相知，相爱。
毕业后，很快就迈入了婚姻的殿堂，周健在妻子的陪伴和帮助下开始辗转各校深造。
孙小依在周健的研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没有孙小依，就不会有周健的成功。
转变方向深研HPV
年周健考上了浙江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病理学研究的专家徐英含教授。
彼时，周健天天在实验室忙到很晚。而孙小依就在医医院任眼科医生，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她常常下班到实验室帮周健做细胞培养方面的工作。
两年后，周健又考入河南医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沈琼教授，沈琼教授是我国食管创始人，主要研究方向是食道癌。
开学两个月后，周健有了新的想法，“能不能用分子生物学来研究食道癌呢？”
他越想越觉得这方向有价值。回家后兴冲冲地告诉了妻子。孙小依担心地说：“贸然换研究方向，沈琼教授会不会有什么想法呢？”
但周健不想放弃，第二天，他忐忑地找到导师，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没想到沈琼教授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十分欣慰，他说：“你能打破我的理念非常好，虽然分子生物学我一点都不懂，但我可以送你到北京病毒所去学习。”
经过沈琼教授的介绍，周健辗转来到北京，跟随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谷淑燕专门做HPV研究。
HPV中文称人乳头瘤病毒，是导致宫颈癌的“元凶”。全球每年都有50多万女性感染，其中一半人因此丧命，而中国的女性感染率更是高达80%以上。
如果能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将能够造福全球亿万女性，而这正是周健从事科研工作所为之努力的方向。
谷老师也非常喜欢这个有想法、敢创新又有一颗济世之心的年轻人，她手把手地交，把周健带入到了用分子生物学研究HPV的领域。
毕业后，周健进入北京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跟随张乃蘅教授继续研究HPV。
直到年，周健申请到剑桥大学的英国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的肿瘤和病毒实验室作研究，成为国际HPV研究先驱LionelCrawford教授接收的第一位中国研究员，开启了周建的海外科研生涯。
剑桥大学的实验室资金充足、设备先进，周健在这里如鱼得水，每天都忙碌在愉悦的研究中。
10个月后，因为思念妻子和孩子，而且实在忙不过来，周健为孙小依申请到了一个访问学者的职位，一家人终于团聚。
孙小依在周健的身边做助手，一做就是八年，他们共同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到年，周健手中已经握有近10项发明专利，这些专利不仅给他带来了财富，也让他在学术界有了更高的名望。
但是从小养成的谦逊儒雅的性格让他始终拥有一颗淡然的心，他曾经感恩地说道：“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每一位老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剑桥偶遇赴澳合力攻关
年，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里的伊恩·弗雷泽同样在研究HPV，两人年龄相近，学术轨迹也十分相似。当周健在北京病毒所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弗雷泽也在墨尔本大学读博。
毕业后，弗雷泽在医院创办了自己的病毒实验室，其中一项就是研究HPV病毒和宫颈癌疫苗。
年，弗雷泽休学术假期，打算到剑桥大学病理系的实验室进修，而他所在的实验室正好与周健所在的实验室毗邻。
实验之余，两人常常在咖啡厅偶遇，一来二去，一致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向使他们越聊越投机，逐渐引为知己。
据孙小依所说，弗雷泽与周健非常相似，他们在学术研究上都很努力，每天都是最早到实验室的人，也一定是最晚走的。
在剑桥的那段时间，他们常常谈论两人如何合作前去验证一些新的猜想。但是因为弗雷泽假期结束，澳大利亚还有许多事情，两人只好分别。
离开前，弗雷泽真诚地向周健发出邀请，他说：“我已经申请到了许多经费，完全有条件继续我们的研究，期待你们到澳大利亚加入我的团队。”
于是第二年，周健携全家来到了昆士兰。
在昆士兰，他们接着研究HPV，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在弗雷泽的帮助和配合之下，不到一年，周健的研究就有了新的突破。
全世界研究HPV的科学家何其多，但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制造出这样的病毒样本。如果无法在体外培育出这种病毒样本供科学家观察研究，那么疫苗更是空谈。
但是HPV病毒极其微小而且非常狡猾，无法在体外组织液中培育，而且一旦进入活细胞中，又会与细胞中的基因融合，消失不见。
那么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周健冥思苦想，最后想到如果造出一个与HPV外表相同但是内核不含病毒DNA的病毒样颗粒，那就既可以让人体发生免疫反应，同时也可以保证安全。
然而病毒样颗粒也不是轻易就能造出的，周健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实验，结果仍旧一无所获。
年底的某天夜里，夫妻二人正在外边散步，周建突然说道：“我们已经有表达和纯化了的L1、L2（即HPV晚期蛋白、病毒壳膜的主要构成）蛋白，为什么不试试把这两种蛋白放在培养皿中，再加入一定的条件，说不定会有结果。”
孙小依当时并不以为然：“如果这么简单，哪儿还轮得上我们呢。”
过了十几天，在丈夫的一再催促下，孙小依才开始操作，按照周健的思路，像腌菜一样，适量加入各种“材料”，然后静静的等待最后的结果。
两个星期后，两人将合成好的东西拿到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孙小依说：“当时都傻眼了，我们居然真的合成出一个病毒样颗粒！”
弗雷泽教授回忆时也激动不已，他说：“当时我们就知道，如果有某种东西可以制成疫苗，那么应该就是它！”
之后他们用病毒样颗粒在动物身上做了实验，果然动物体内出现了免疫反应。年，弗雷泽和周健共同将这一成果发表在《病毒学》期刊上。
同年7月，两人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乳头状病毒国际会议上报告了这项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反响。
人体临床试验由此开始，宫颈癌疫苗的研制从此拉开了新篇章。
英年早逝终成无名英雄
周建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人，在澳大利亚做研究期间，他还在弗雷泽的鼓励下继续攻读昆士兰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
年，芝加哥有一所新的HPV研究实验室成立，其研究方向燃起了周健的兴趣。
他说：“人要不断流动，学习新的知识，武装自己。”于是周健带着全家人又踏上了奔赴芝加哥的旅程。在那里，周健的事业进一步发展，有了自己的博士生和博士后。
两年后，周健重回澳大利亚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并且获得了3项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疗委员会的经费，成为昆士兰大学一年中申请到经费最多的人。
从事科研以来，周健一直奋斗在一线，不曾有丝毫懈怠，不仅经常性熬夜，一周工作七天也是常态。出国之后的十年间，他更是从来没有去请过病假。
直到年的一天，周健和往常一样忙碌了一整天，晚上回家对妻子说“我最近怎么这么累呢？”
因为一直以来周健的身体都非常健康，孙小依也没有过多的